王新潮（公元1909年—1986年），字瑞卿，天水秦安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勇敢，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刻苦好学，七岁就入私塾读书，11岁考入秦安县立孔庙街小学堂。家境贫寒，但克勤克俭，学业长进甚快，尤以吟诗作文见长。15岁小学毕业后，正值军阀混战之时，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乘机搜刮民财，当地绅士王建玺，仗势欺人，摊派无度，王新潮家的生活也日益窘困。他气愤已极，提笔写下了“劣绅残暴如虎狼，吸食民脂肥已肠；民无衣食田地荒，骨肉离散各逃亡”的诗句。

民国18年（1929年）秦安又遭受空前的饥荒，年仅19岁的王新潮，瞒着父母家人，独自逃荒到民勤。经人举荐给民勤县长王同锡当译电员维持自己的生活。后来，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调任陕西省主席，王同锡随同前往。王同锡嘱咐他，打点行装在兰州晤面，意思是可一同去陕谋职。不料，他途经武威，遭人暗算，诬其“破坏军队名誉”，以罪被关押，备受酷刑，幸经调查，真相大白，冤案得以弄清。王新潮出狱后，从武威徒步到兰州，辗转回到秦安老家，始知他入狱后，父亲忧郁而死，村里的劣绅王建玺等依然搜刮压榨，横行乡里，他悲愤交加，产生了加入共产党，解除老百姓痛苦的念头。民国二十年（1931年），经葛霁云介绍，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共产党，可惜后来因接头人被捕，他与党失去了联系。

民国27年（1938年），王新潮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兰州，继又遵照苏联驻兰代表办事处的决定，去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受训，于民国29年（1940）回到兰州，以邓宝珊新一军驻兰办事处上尉副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时王新潮担任中共地下党甘肃省工委联共情报组组长，领导三部秘密电台：一部在兰州岸门街，一部在贡元巷19号，一部在炭市街，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搜集陕、甘、宁、青、新五省的情报。他曾化名“王瑞卿”、“王梨”，并以“罗拉”、“烈士”为发报名秘密地进行领导和收发报工作。

王新潮在兰州通过各种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但时间长了，难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甚至暗中被盯梢、侦察。民国三十年（1941)4月21日，驻盐场堡的晋陕绥指挥部特务营第一连连长楚建熊，带几名士兵和枪支逃跑。甘肃省政府发布密令，认为楚等逃跑是受王新潮的引诱，责成省民政厅查办王新潮。他得知情报后，立即将情况电告驻榆林总部的邓宝珊。在邓的掩护下，他逃脱了第一次逮捕。民国三十年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高栋臣组织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起义队伍在永登、皋兰、景泰县一带活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高栋臣及其他八人被捕，送往兰州。王新潮在任兰州城防的48师作战参谋张曼西的协助下，营救出了高栋臣。民国三十一年春夏之交，王新潮奉命去天水处理“雷鸣乾事件”，其主要任务是转告未遭捕的地下党的联络员，迅速疏散。王新潮一到天水，得知甘肃军阀鲁大昌的连长尹世雄在秦安老家村里抢劫，还以“土匪”名义抓了八个无辜村民，已上解天水专员公署。天水专员胡受谦批办土匪案件，向来不审讯就枪决。王新潮就极力设法营救。因得到好友的帮助，赢得了时间，在胡受谦还不知晓的情况下，把八个无辜的村民先解回秦安，并通过内线联系，把他们全部释放了。但那个恶霸连长仍不放过王新潮，使他无法完成奉命来天水工作，而迫使他不无遗憾地回到兰州。这年，因王新潮获得的情报有价值，他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嘉奖。

民国三十六年（1947)，王新潮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兰州特务机关接到北平特务组织案情通报，于10月10日凌晨对王新潮进行第二次缉捕。幸因王新潮机智转移，未遭逮捕。此时王新潮接到甘工委让他立即离开兰州返回延安的指示。但当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已下了“漏匪王新潮，务缉究办”的通缉令，在兰州通往榆中、秦安、天水等地的主要路口，悬赏通缉。王新潮只得昼伏夜行，翻山越岭，沿路乞讨，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天，到达延安。经组织审查认为：“王新潮在白区从事地下党情报工作近十年，三部电台完好无损，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新潮历任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民盟甘肃省委副主任、政协甘肃省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组织上对他的评价是：“王新潮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勤恳，作风朴实，团结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